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（ADHD），又稱多動癥，主要特征是與發(fā)育水平不一致的明顯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注意持續(xù)時間短暫，活動過度和沖動?；加卸鄤诱系K的孩子通常做事輕率，容易出意外。ADHD發(fā)病率與日俱增，尤其是男孩，這一狀況引發(fā)了父母及醫(yī)療從業(yè)者的極大關注。在兒科醫(yī)生Gregory Lawton的博客中，臨床醫(yī)師和護士討論了這一緊迫的問題。
 

    Lawton醫(yī)生首先與大家分享了他對于ADHD問題的擔憂：

    “如果我們沒有過度診斷ADHD,那會怎樣？如果我們的社會在思考、行動、***、獎勵及衡量方面真的出了問題，那會怎樣？如果每個小孩手中的iPad都成了禍害，那會怎樣？先行的系統幾乎是在鼓勵診斷及治療ADHD,幾乎沒有經濟或健康相關的考慮阻止人們這樣去做。”

    過度診斷還是真有其“勢”?

    一名來自俄亥俄州的護士立場很強烈：

    “ADHD正在被過度診斷，很多所謂的ADHD不過是‘熊孩子綜合征’（brat syndrome）。他們通常有這樣的父母：多年來始終工作不力，一直捱到孩子的行為變得煩人，或出現具有傷害性的軀體攻擊行為。”

    另一位護士表示同意，并補充道：

    “除了單純的藥物治療以外，我們也需要評估整個家庭結構，并教育父母怎樣去應對他們的孩子。”

    一位兒科醫(yī)生打了一個比方：

    “注意能力/活動水平就像身高的鐘形曲線：有特別高的人，也就是能長時間**并保持注意的孩子，也有比較矮的，也就是難以**或保持注意的孩子，大部分人介于兩者之間。問題是，誰來評判到底多矮才算不正常？也許內分泌科醫(yī)生會使用3%這樣的臨界值來定義。然而，ADHD患兒數量連年增加，難道20%的學齡期男孩都得了一種叫ADHD的疾病了嗎？顯然不至于。”

    另一位兒科醫(yī)生則提到了跨文化的議題：

    “我曾經診斷過日本及印度孩子，這些所謂的ADHD患兒安安靜靜地坐在最開始的地方，在被詢問之前閉口不語；我也診斷過美國的孩子，他們似乎想把我的辦公室拆掉，表現得像個藥物所致躁狂的患者……歐洲小孩的教室里秩序井然，而在我孩子的學校里則完全是混亂狀態(tài)……出生之后的養(yǎng)育過程更值得關注，而非藥物。”

    關于廣泛標簽化背后的危險：

    “我所見過的許多學齡期男孩都精力充沛，并且不是所有小孩都愛學習……難道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大腦有問題嗎？我見過太多聰明的小孩服用**，然而是諸如焦慮的嚴重副作用，然后是SSRIs……我深知我們身處資本主義社會，但我們對于掙快錢的渴望未免太過了一些。”

    患者家屬的因素也被擺上了臺面：

    “許多母親希望讓自己的孩子被診斷得重一些，這樣一來或許會有經濟方面的獲益。”

    一位執(zhí)業(yè)護士則認為，醫(yī)療人員的行為更值得深思：

    “相比于設立小課堂，安排更多的玩耍時間，以及添置種種教室設備，藥物治療省事得多。我們并沒有將孩子們的活力保持在臨界范圍內，并教會他們在學校和家里應如何表現，而是直接用藥，我認為這是一種傷害。”

    我們正在用藥物毒害健康兒童嗎？

    一位兒科醫(yī)生結合工作以外的經歷談到：

    “作為一名注意缺陷（ADD）及Asperger綜合征患兒的母親，我認可這樣的觀點，即我們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疾病的流行。50年、100年甚至1000年前，這些孩子在哪里？他們都在戶外，忙著做自己的事情。他們生活在一個允許他們發(fā)展技能的社會中，而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被容忍了。反觀現代社會，你需要老老實實地坐著，并且保持安靜。”

    一位護士同意上述觀點，并建議區(qū)別對待不同的狀況：

    “我們需要區(qū)分因為腦器質性損傷而造成的ADHD,以及由于‘聰明過頭’而造成的ADHD.在前一類患兒中，我們有必要使用藥物控制癥狀，因為這樣有助于改善其功能；然而，我質疑針對后一類患兒不加選擇地進行藥物治療……存在ADHD癥狀的人很容易走神，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觀察的范圍更廣，更有創(chuàng)造力。我們真的想用藥物讓所有人都一樣無聊乏味嗎？”

    最后，一位兒科醫(yī)生指出，我們或許正在失去一些偉大的頭腦：

    “如果愛因斯坦和喬布斯生在這個年代，我能確定的是，他們也要被扣上某個帽子，然后開始服藥，他們的天才也會離我們漸行漸遠。”

    對于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（ADHD），要慎重診斷，過度的診斷，也許天才就真的就不會在出現了。